鲁迅文章里人物大都叫作“赵…”为什么？大神们帮帮忙

鲁迅文章里人物大都叫作“赵…”为什么？大神们帮帮忙

小说人物的名字，从符号学观点看，是构成人物能指的识别标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拉丁语有所谓“命名即规定”的说法。因此，小说家们对笔下人物的名称，尤其是主人公的名称，大抵要费一番脑子才能确定下来。例如，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奥涅金”这个名称以及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的“皮却林”，从俄语源学来讲，与流经西伯利亚地区两条同名河流有直接联系。这两条河流流经半途都消失了。作家选用它们做笔下的名字，已暗喻了人物将来的命运。①其他如狄更斯、享利、詹姆斯、巴尔扎克和果戈理都喜欢采用拟声语调的命名法②。国外研究小说家的论文、专著对作家命名问题也给予了应有的关注③。 中国人对姓、名、号、谥号、别号之类也十分重视，《左传》有申?#93;论命名的记录。《曲沃灭翼》一章，竟有把国家内乱不止归之于命名不当的记载。从作家创作构思而言，据说，李季在写《王贵与李香香》时，曾为女主人公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名字而苦恼。同样的苦恼也折磨过小说家李准。他在写作《李双双小传》时，在决定使用“李双双”前，也曾在拟定的不同的名称间反复地挑选。 鲁讯是否也曾为自己笔下人物命名问题苦恼过？他是否也重视这个问题呢？回答是肯定的。鲁讯晚年就曾感叹过“创作难，就是给人起一个称号或诨名也不易”④。 许寿裳曾指出鲁讯的一个习惯：“鲁讯对人多喜欢给予绰号”⑤，如称严复为“不佞”，名蒋智由曰“无威仪”，称许广平是“害马”，这些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事。 鲁迅发表文章署名非常多。如果说他晚年寄寓上海这样做是出于环境险恶不得已而为之的话，早年他也仍有许多名、号，这表明他也有为自己取新名的嗜好。 给人起绰号的习惯，表明鲁迅成为小说家之前就有的小说家的天赋：具有明确的判断力和表现才能，长于抓住人的某种特征－－外在的和内在的。替己取笔名的嗜好，显示鲁迅对新笔名所隐含的内涵的重视。比如“鲁迅”二字就有“愚鲁而迅行”之意，包含着一种对自己的激励。 鲁迅这两种习惯和他对人物命名的重视，在他的创作中有何体现？他为人物命名时，是随意而取、率性而为，还是“一名之立，旬月踟蹰”？尤其是，在人物名号这一能指的“识别标志”中又潜藏着怎样的所指内涵？本文以《呐喊》、《彷徨》中的小说为例，对此进行一番探究。 大致上可以把鲁迅小说中人物的名字分成以下几类： a、带有地方民俗色彩的，如闰土、九斤、七斤、八三之类。 b、具有象征意味的，如“狂人”、“古久先生”、华老栓、夏瑜以及《示众》中的秃头老头子、老妈子等。 c、含有一定文化内蕴的。如阿Q、陈士成、魏连殳、四铭、学程、高尔础等。 d、反映人物外在生理特征的名字。如驼背五少爷、花白胡子的人、蓝皮阿五之类。 e、其它。如单四嫂子、王九妈、康大叔等。 人名的赋予，其实带有很大的随意性，但这种随意性却因作家欲使人名这一识别标志具有理据性而受到限制。鲁迅的命名从手法论运用了这样几种：视觉手法，如阿Q、小D、N先生，渐进变化的九斤－－七斤－－六斤，亦可归入此。声觉手法，即由拟声词构成的名字，最典型的就是古久先生。形态手法，通过常用的派生手段构成的人名，使读者能认出其中文化背景和身份地位，如赵贵翁、学程、鲁四老爷、举人老爷等。 从鲁迅构思小说人物的习惯来看，他笔下的人物大都有生活中的原型。原型自然也有自己的名号。鲁迅在把他（她）们写进小说时，小说人物的名字是对原型名字加以改造的结果。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中对此做过近乎“索隐”式的考究，比如孔乙己和孟夫子、单四嫂子与单妈妈、阿Q与阿桂、闰土与运水，普悌恩大夫与狄博尔大夫，小说人物的名字与真实原型的名字都有一定的关联。小说里这些人物名字的得来，似乎用不着鲁迅去推敲。那些带有鲜明地方特色的九斤之类的名称，仿佛也不需要鲁迅去斟酌。 《阿Q正传》中，鲁迅谈到为主人公命名之难，如果把主人公称作阿Quei，无论写成阿桂或是阿贵都可以，更何况人物原型就叫阿桂。但他宁肯选择阿Q。鲁迅小说中还有些人物名字，仿佛不是作家为之命名，而是小说中别的人物为之起的绰号或者人物自己改名。前者如孔乙己名字的来历，后者如高尔础名称的由来。以鲁迅对自己笔名所隐含的“深意”的重视，他不可能随意对待笔下人物尤其是主人公的命名。其实，即使那些看起来是信手写下的九斤这一名称，从他对九斤－－七斤－－六斤顺序安排来看，这一名称也是鲁迅深思熟虑的结果。 按照西方的命名理论，名字实质上“是一些缩略的或伪装的限定摹状词，或者至少这些摹状词是同义的。命名活动就能在思想上把一组限定摹状词或一组特性与一个名称相关联”。现实生活中，为某人命名曰贵、富等，或者自己改掉旧名换用新名，在这一命名活动中，表达了一种把名称所包含的意蕴赋予被命名者的意愿(也有相反的例子，所谓起贱名而取反义)。中国传统的根据人物名字推算人的命运，早被人视为一种迷信，但它和“命名即规定”这条拉丁谚语实质是一样的。它们透露的是人类原始思维的一种特征，即“常以为名字和它们所代表的人或物之间不仅是人的思想概念上的联系，而且是实在的物质的联系。”（7）小说创作中作家为人物命名时，也喜欢把某种名称所包含的特性赋予被自称的人物。人物名所包含的信息是如此之多：民族的、时代的、民俗的、性格上的、生理特征等等，都可从名称中分析出来，不仅如此，小说人物的名称中还发挥着种种美学上的功能。我们且以鲁迅小说人物名称为例展开分析。 鲁迅小说中的人物，不用说主人公了，就是那些次要角色，无不塑造得栩栩如生，呼之欲出。这除了与鲁迅长于选择人物最有代表性的语言和动作有关外，也与鲁迅擅于用最贴切的名称为人物命名有关，比如“豆腐西施”杨二嫂，“豆腐西施”这一绰号既点明了人物性别、职业、身份，又刻画出爱沾便宜的特性。再如“花白胡子”、“驼背五少爷”、“蓝皮阿五”、“红鼻子老拱”等，都是一些次要人物，鲁迅根据人物的部分生理特征为之命名，人物一出场，即是对人物进行描写。当然，这里的出场首先是运用名称，是某个名称跃入阅读者的目光中。给人物以恰切的名称，这也是鲁迅式的白描手法中的一种。这样的命名，也正如韦勒克、沃伦指出的那样，是塑造人物最简便的方式。（8） 鲁迅还运用命名达到一种反讽的效果，比如“陈士成”这个名称，它暗喻的内容与故事情节的发展形成鲜明的反差。陈士成不仅没有因读书而成功，读书一考功名反而戕害了他的一生。再如《肥皂》中，“四铭”、“学程”、“道统”、“薇园”，这些名称揭示了人物的读书人的身份。“四铭”，“四”即可指排行为四，又可指铭记的四件事--它或是家族祖先四件功德，或是四条道德遗训。而“学程”之“程”，自然是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道统”即封建理学之道统，而“薇园”俨然一隐士高人之别号。小说写四铭买了块肥皂送给太太。当四铭把肥皂递给太太时下意识地直把眼光射在她的脖子上。讲到街上的讨饭姑娘，赞美着她的孝道，却也不忘转述在街上听到的两个光棍的话：“阿发，你不要看得这货色脏。你只要去买肥皂来，咯支咯支遍身洗一洗，好得很哩！”四铭去买肥皂是否与听到的这句话有关？小说没有交待。四铭太太饭席上表示拒绝用肥皂，指出四铭买肥皂原是打算送给讨饭女的。四铭听了这句话，脸上竟流出油汗，这仿佛是四铭的心思被太太点破后的尴尬的写照。道统、薇园来访，四铭向他们重新转述那两个光棍的话，道统乐不可支，反来复去地重复着“咯支咯支”，直到引起四铭的愤怒才作罢。他们的名称显露的身份、学识、信仰，俨如民国初年世风浇薄的社会里的中流砥柱，正人君子，这和他们外在的言语，下意识的行为，更深一层的潜意识，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鲁迅用不着去点明人物的职业、身份，仅仅通过命名的方式传达出这一切，从而达到小说所欲追求的反讽效果。 这一点同样体现在《高老夫子》中高尔础的命名上。一起打牌、看戏、喝酒、跟女人的朋友黄三来邀高夫子去打牌，看到桌上的帖子才知老友改了名，高老夫子不屑于向黄三解释为什么改称高尔础，心中嘲讽着黄三只会打牌，“到现在还没有留心新学问，新艺术”。对黄三的询问只是高傲地一笑。但这个“留心新学问，新艺术”的高老夫子，并不比黄三高明多少。他改名高尔础，自然有倾慕高尔基之意，实际上他连“高尔基”这三上字的含义都没弄懂，颇有把高视为姓，“尔”作辈份的嫌疑。所谓的改名，不过是附庸风雅的把戏。而在自鸣得意于自己留心新学问时，在报上偏偏奢谈什么整理国史之宏论。这样自称自己，标榜自己的“新”，接受的又是教国史的“旧”。总之，种种反讽实已暗含于“高尔础”这个名称中了。 鲁迅在为小说人物命名时，还考虑到把人物性格的形成灌注于名字之中，这可以“爱姑”这个名称为例加以说明。历来人们把爱姑看成鲁迅小说里最富有反封建思想的农村妇女形象。这其实拔高了人物形象。爱姑敢在众人面前大模大样地将钩刀样的脚摆成一个“八”字坐在父亲身旁，毫无忌惮地骂自己的丈夫、公公是“小畜生”、“老畜生”，和丈夫闹离婚，一闹就是三年，勇敢地在七大人 面前申诉自己的冤屈，实际上并不是对封建思想的反抗，而是性格使然。鲁迅名之为“爱姑”，又交待其父是沿海三六十八村数得着的人物，又有六位儿子，可见爱姑是家庭的宠儿，父亲的掌上明珠。这是她婚前生活的环境，也是她泼辣大胆性格形成的背景。短篇小说大都是截取人物的某一片断生活加以叙述和描写，这一文体特征，使它不可能象长篇小说那样全方位地展示人物性格的形成过程，它必须在数量有限的因素中完成对人物的塑造。同时，它又必须对人物性格的形成进行必要的交待和暗示，否则人物的行动便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在我看来，鲁迅选择“爱姑”这一名称就是这样的一种暗示。没有这种暗示，则无法理解爱姑大胆泼辣的性格；而爱姑如果不具备这种性格，也无从构成受姑-――七大人之间的冲突。爱姑的“反抗”不过是逞一时之勇，根本上也不可能具有什么反封建思想的因素。 从表面上看，《示众》中的秃头老头子、老妈子之类的命名和蓝皮阿五之类的命名是一样的，都抓住了人物外在生理特征。仔细辨析便会发现，二者之间有本质上的差别。蓝皮阿五之类，只是小说中的配角，在小说主题，价值、意义的形成中占据次要地位；《示众》其实无所谓主要人物、次要人物。“胖孩子”、“老头子”、“老妈子”、“小学生”、“工人”、“长子”、“车夫”、“椭圆脸”，这些名字排列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共名，这就是“群众”。“群众”才是这篇小说的真正主角。“老头子”这种名称，胖也好，瘦也罢，名张三，叫李四，都不重要，它本身也是一个共名。它既指小说中当时围观中的这一个“老头子”，也是指所有的“老头子”。其它名称大致和此类似。因此，此篇小说人物命名，带有很强的类型化特色。 同样属于类型化名字的，还包括大名鼎鼎的阿Q。日本学者丸尾常喜从阿Quei这个读音背后探究这个形象背后的“鬼”影。这种解读“确实拓展了阿Q的艺术空间”。（9）从命名手法而论，丸尾常喜实际上把阿Q的命名归之于拟声法之列。当然他没有这样做，但他分析的起点证明他是这样做的，和“阿鬼”有更深的联系。有些研究者也常常为阿Q的读音辩解：鲁迅不是明明说“Q”是“Quei的省略吗？因此，“Q”理所当然地应读“贵”或“桂”。这种主张并没有改变人们照常按照“Q”的英文名称读成“阿Q”。更主要地，这个名称首先不是用来“读”的，而是用来“看”的。从命名手法看，鲁迅运用的是视觉手法。“Q”的上半部分，更令我想起阿Q患过癞疮疤的光秃的头部，一个发亮的被剃了发的脑门前额；下面的那一撇则象阿Q脑后拖着的那根小辫。这种联想或许显得突兀，但它首先是建立在鲁迅对满清政权强加给中国男子头子上那根发辫的极端厌恶和敏感上。精通美术的鲁迅对色彩、线条的象征意义是重视的。“Q”图形所指代的意义未尝不与此有关。其次，这种联想也是建立在对《阿Q正传》主题的认同上。谁都承认，《阿Q正传》是以暴露国民性弱点为主题。在探讨国民性弱点形成之时，鲁迅有一个观点便是中国国民性弱点的形成与异族的入侵有关。阿Q这个名称中“Q”正暗示了这一点。为什么晚清民初对国民性弱点的探讨突然重视起来？这与中央帝国的迷梦被外国的坚船利炮打破有关。“阿Q”的精神胜利法正是中西文化大冲撞中产生，“阿Q”这个名称正是“阿（中）＋Q（西）”，是否也暗指它产生的时代大背景？没有哪一个中国人会叫阿Q，但是鲁迅的本意也不是写哪一个中国人。写阿Q，是写每一个类似于阿Q的人，因而“阿Q”这个名称，是一个带有类型化色彩的名字。 法国符号学家罗兰·巴特曾指出：“专有名词始终值得小心对待，因为可以说，专有名词是能指之王，其伴随意义十分丰富，是有社会意义和象征性”。小说人物也属专有名词之列，同样也是“能指之王”。因此，我觉得，研究鲁迅，也应该象重视研究鲁迅的众多笔名、作品集名称那样重视剖析鲁迅笔下的人物名称。因为命名问题在作家创作过程中虽小，却远非不重要。 1、这是俄国文学研究专家王智量教授告诉笔者的观点。 2、3、8、参见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中译本 三联书店1984年版245页 4、《且介亭杂文二集·五论“文人相轻”――明术》 5、《亡友鲁迅印象记》9－10页 6、索尔·克里普克《命名与必然性·中译本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 7、弗雷泽《金枝》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362页 9、参见《鲁迅研究月刊》1994年第5期 原文载于1995年第1期《鲁讯研发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