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叙弗伦 苏格拉底的申辩 克力同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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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申辩篇》之后，我感触颇深。古希腊贤哲苏格拉底，面对众人不公正的指控依然秉持自己的原则，即使面对死亡的威胁，他为自己辩护的发言还是充满着对城邦和对雅典公民的关怀，更重要的是对真理不倦的追求。即使时光已历千年，他的辩词依旧散发着哲人特有的智慧之光，深深地吸引着我。 苏格拉底式的智慧与我们一般所理解的“智慧”的含义不同，这种智慧既不是指智力超群也不是指有很多知识抑或是掌握了某些精巧的技艺，而是一种“无知之知”。承认自己所拥有的知识的局限性，正是真正的哲学家（爱智者）与巧舌如簧的修辞学家（智者）的不同之处。 哲学家的言语往往质朴而不华丽，譬如我们考察一下苏格拉底的助产士原则：他说自己不生产知识，而是通过问答法帮助知识自身向对方显现。遵照这个原则，苏格拉底从来没有为他的提问事先设定好一个答案，然后千方百计地引导他的辩论对手走向他预先设定好的答案，而是通过不断质疑对方已经得出的结论从而使真理自明。哲学家回应恶毒指控的最好武器是严密的逻辑。他们用以辩论的话语体系指向的是真理的显明而不是遮蔽，这样就可以把哲学家的话语与修辞学家或者政客们所惯用的那些看似漂亮实则谬误百出的话语区分开来了。 本以为在第一轮辩论之后，苏格拉底可以凭着自己的充分说理逃过一劫。但是他却因为自己固守言行一致的原则招来了更多的嫉恨，最终被判死刑。以生命为代价诠释自己的哲学原则，这是他最让人钦佩的地方。同时，他也为后世树立了公民的典范，告诉我们真正的公民该是有担当的（例如做城邦的牛虻，关心共同体的公正）。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对政体及其类别进行了论述，“就宗旨而言，凡顾及全邦人民的共同利益而为之图谋优良生活者列为正宗政体；反之，仅图统治阶级的利益者为变态政体。”正宗政体依据其统治人数可依次分为君主制、贵族制和共和制，相应的变态政体则是僭主制、寡头制和民主制（平民政体）。最好的正宗政体一旦变异，就会变为最恶劣的政体（僭主制），民主制则是坏政体中最可容忍的。而苏格拉底的遭遇恰恰清晰地揭示了民主制这个不那么坏的政体的弊端，使我明白无论掌权人是多数还是少数，不受制约的权力永远是疯狂的。无数真实的事例告诉我们，群众很容易被情绪所煽动。这点苏格拉底自己也有很清楚的认识，“我之所以定罪是因为缺少一样东西，但是缺少的不是言词，而是厚颜无耻，甘愿向你们说那些你们最爱听的话。” 置身于狂热的集体情绪，往往使个体自动放弃自主理性的判断，沉溺于集体狂欢之中而变得盲目易怒。 当民主渐渐成为现代社会的必然趋势之后，民主制的优势被人们广泛认同，但民主制的弊端何以解决仍然是当今社会需要讨论的问题。不然民主制仍然有可能变成多数人的暴政，使苏格拉底式的悲剧再次上演。要解决这个问题，我的想法是一方面建立完善的制约权力的机制（法律）；一方面发展培养独立人格的公民教育，培养出如苏格拉底这样的典范公民。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也论及了公民教育的话题。他认为公民应该同时接受关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教育。这个观点我觉得并不过时，仍有其合理性。统治者治理国家的技艺，在柏拉图看来即苏格拉底的问答法。因为问答法生产的永远是事物本身，而不是夹带假货的幻象。掌握了这种治国的技艺就可以使人始终把握着城邦的善而不引起冲突。至于被统治者的教育，也绝不是一种奴化教育，而是树立其对法律的敬畏，不因“民意”而凌驾于法律之上（当然必须首先要保证法律能体现城邦的善）。兼具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德性之人就是理想的公民。这样的公民区别于暴民，既掌握了问答法的技艺又能够服从法律。如此，共同体将一直处在善之中，每个公民的幸福也就可以得到保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