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理想人格的核心和基本特征是什么？

1.妙赞化育,与天地合其德

儒家历来重视天人关系问题。孔子多言“人事”而少言“天命”,然而孔子相信“天命”与“圣人之言”是一致的。孟子最早提出完整意义的“天人合一”思想。他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又说:“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其“浩然之气”也是“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到了汉代,董仲舒明确提出“天人感应”说,认为:“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到了宋代,尽管宋儒的学说在某一些方面有所不同,但“天人合一”都是所要论证的基本命题。周敦颐明确地说:“圣人与天地合其德”,“圣希天”。朱熹也说：“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始生,得之于天也。既生此人,则天又在人矣。”“天道”将由人付诸于社会，而能完全实现“天道”者唯圣夫，故“圣人……与天为一。”

    从儒家对“天人合一”命题的论述和论证来看,儒家的所谓“天

人合一”其基本含义是天人合德。儒家继承了《易传》中提出的“大人与天地合其德”的理想，强调天人合德。在儒家看来,人的整个存在是溶入宇宙整体之中的。人在道德实践中显现出来的清明、和谐正透显出宇宙整体的特征。诚如《中庸》所说：“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为天之道,诚亦为圣人之道德精神境界。圣人达到诚的境界，就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充自己,即“尽己之性”、“尽人之性”,然后化育万物,即“尽物之性”,最后使人与自然契合为一，即可以“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表现得淋漓尽致。理想人格正是这种境界的表现。

　   2、极高明而道中庸

儒家所希冀的理想生活是超越世俗而又不离人伦日用。圣人作为儒家理想人格有其超越尘世的神秘性,这是同宇宙本体合一的绝对自由的人格,已经达到了“无情”、“无欲”、“无我”的神圣境界。但是在儒家看来,作为圣人又有其不离人伦日用的一面,即其世俗特征。因此圣人是神圣性和世俗性的合一,即《中庸》所指的“极高明而道中庸”。“极高明”是人的精神所能达到的境界,“道中庸”,则是人伦日用间的行为准则。理想人格则是“高明”与“中庸”的统一。朱熹曾对这种圣人与世俗生活不即不离的现象解释道:“盖有以见夫人欲尽处,天理流行,随之充满,无少欠缺,故其行动从容如此,而言其志,则不过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初无舍已为人之童,而其胸次悠悠,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隐然自见于言外。”圣人就是按其社会身份,乐天知命,人伦日用的常规生活,却可以达到上下与天地同流的神妙境界。

具体来剖析“极高明而道中庸”这句话,按《中庸》的说法明”是指天的德行,“高明配天”,“高明所以覆物”,圣人的境界那祥高明悠久,发育万物,教化万民,所以说“极高明”。这半句也是形容“至诚”的精神境界。然而,要达到这种境界,还要通晓或从事中庸之道,即“道中庸”。儒家特别重视人伦日用间的中庸之道。“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在儒家看来,中庸是一种最高的德行。“中庸”的释义是“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庸是指不偏不倚的道理，《尚书·洪范》篇中贯穿着“无偏无陂”的中庸思想,其大中至正的理想人格与中庸之道相符。“舜其大知也与……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 孔子本人“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也是个合于中庸的典范。至于“矜而不争,群而不党”“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尤为孔子所推崇。在情绪上,也要平淡冲和,以理节情:“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总之,儒家的理想人格要求“极高明”和“道中庸”的协调。

“极高明而道中庸”这句话后来成了封建时代做人的准则。到了宋代，这句话尤为理学家所欣赏。宋儒把“极高明”解释为通晓义理和尽心养性、知天知命的精神境界,把“道中庸”解释为从事于人世的活动,遵循五伦规范，行为符合中道、认为—个完美的人必须具备这两个方面。到了近代，这句话曾被人理解为中国哲学的精粹,被解释为自然与人生的统一，理想和现实的统—而加以歌颂。

　　3.仁与礼的和谐统一

　　仁与礼是儒家伦理思想的两大主题和核心范畴。仁是人格主体的自觉,礼是外在的社会制约。一个理想的人格,就是仁与礼的统一。

　　“礼”在西周泛指为一种政治社会制度,它的本质是对等级制的维护,同时也包含着人的行为规范的规定。《左传·隐公十一年》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宁”,“礼者”所以正身也”,把礼作为个人修身和洽国之本。

然而,对成就理想人格来说,仁比礼更为根本。“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中,仁字有105处,其意义也不尽相同,很难给出一个确切的内涵,它是总摄许多德性的综合概念。作为孔子最基本的道德规范,仁与礼不同。如果说“礼”是指道德的行为规范,那么,“仁”就是指道德的思想规范,它是通过人的内心修养“克己”、“由己”加以确立的。仁者发抒内心的善端,渐臻至善之域。孔子称赞颜回:“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佘则口月至焉而已矣。” 就是说明光遵守礼是不够的,还必须像颜回那样心不违仁,才可成为仁德之人。仁体现了人格主体的自觉意志,凝聚着深沉的历史责任感。“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已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儒家的思想人格就是仁和礼的和谐与平衡,是遵守道德的思想规范和行为规范的统一。

　　儒家理想人格的这三个特质是互相联系、交互作用的。从这三个特质可见,儒家对理想人格的设计与道家相比歧义颇多。儒家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立世,重视人格的社会责任,要求人格以“天道”为己任,“极高明而道中庸”,并从调整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使社会协调发展出发,煞费苦心地建立仁礼统一的思想道德规范,倡导以理节情、人为努力、乐观进取,表现出明显的功利倾向,这是一种“入世”的人格境界。而道家主张“法自然”,以自然特性为人格的特性,强调无为的自然品格,重视人格的独立性,要求与社会及自然的协调,反对任何情感的束缚,倾向于自然的发展,是无为而为,表现出一种超功利主义的倾向,这是一种“出世”的人格境界。两者相比,儒家重视道德的实行,而道家则更重视精神的境界;儒家重视从群体关系中来确定个体的价值,在理想人格构建中,把社会利益作为个体利益的唯一参照系,强调个体对群体道德规范的适应,而道家则从努力摆脱群体关系来寻找个体的价值,在理想人格构建中,以自然为参照系,谋求人格与自然的统一。儒道两家的理想人格学说集中反映了功利与非功利、社会与个人的双重要求以及社会政治的不同要求,这种张力,正好构成互补。

　　因而,在中国古代历史上,道家的理想人格虽然具有非现实性,但对于儒家却有着一种补偿效应。儒道互补的理想人格模式历来为中国文人士大夫所推崇、效法。从“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条传之久远的箴言中,可窥一斑。在中国历史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诸如此类的奇怪现象,一方面竭力歌颂那些尽忠尽孝的仁人志士,另一方面却又对那些淡泊人生、避世遁俗的高士隐者推崇备至。本来是两种极端对立的人格却受到同样的尊重;本来是互相排斥的两种人格,却又奇妙地共存并立。如果这两种人格集于一身,这种具有双重人格的人就更为人倾倒。我国古代文人、士大夫都把这种双重人格的获得视为最高的人格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