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思危安》中，故欲数闻卿辈谏争也的意思？这句话中表现唐太宗对待臣说的话中表现他怎样的治国理想

《居思危安》中，故欲数闻卿辈谏争也的意思？这句话中表现唐太宗对待臣说的话中表现他怎样的治国理想

庸太宗曾说过一句千古传颂的至理名言：“用铜做成镜子，可以使人将衣帽穿戴整齐；用历史作为镜予，可以使人了解各个王朝兴衰的原因；用人作为镜予，可以知道自己行为的正确与错误。”正因为他能注意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注意采纳群臣的建议和批评，才使他能居安思危，励精图治。

他亲身经历了隋末的社会动乱，亲眼看到了隋王朝的残暴统治激起了广大农民的武装反抗，隋王朝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土崩瓦解的全过程，这使他能比较深刻地领悟到“君如舟，民如水，水能载舟，也能覆舟”的道理。历史上的秦王朝和隋王朝刚刚建立时都很强大，但由于皇帝的残暴统治，致使民不聊生，起而反抗，都成了短命的王朝。唐太宗自己不想成为秦二世、隋炀帝。他追求唐王朝的长治久安，就不能不效法西汉时的文帝、景帝，尽量克制自己的私欲。他曾对臣下们说：“国君依靠国家，国家依靠人民。如果刻剥人民事奉国君，就如同割肉自啖，填饱了肚子却丧失了身家性命，富了国君却亡了国家。因此，国君的忧患并不来自于外界，常常来自于自身。国君私欲重就会增加财政开支，财政开支增加，必然要增加人民的赋税，造成人民的怨恨和国家的危难，最终使国君失去政权。我常常想到这些，所以不敢放纵私欲。”贞观二年(628年)八月，因天气炎热，公卿们奏请唐太宗不要居住低湿的宫中，应该营建高台居住，唐太宗对他们说：“我的身体虽然有病，并不适宜居住在低湿的宫中。但是我如果重新营建高台居住，肯定需要很多的经费。昔日汉文帝打算营建露台，但当他知道要花费相当一个中产之家的全部家当——10斤黄金后，立即打消了营建露台的念头。我的德行比不上汉文帝，而营建高台的费用比汉文帝营建露台的费用还要多，我怎么能做这样的事呢?”他没有批准公卿们的奏请。贞观六年(632年)正月，文武百官奏请唐太宗到泰山去举行盛大的封禅典礼，唐太宗说：“你们认为封禅是帝王的盛事，我却不这样看。如果天下大治，百姓安居乐业，即使不封禅，也没有关系。从前秦始皇封禅，汉文帝却没有封禅，难道后人会认为汉文帝不如秦始皇贤明?况且祭祀天地，难道非得登上泰山之顶才可以进行?”但群臣还是一个劲儿地请求，说得唐太宗也有点动心了。只有魏征一人反对，魏征认为尽管唐太宗功高德厚，当时天下太平，五谷丰登，四方少数民族也都臣服于唐王朝，但是国家的经济实力还不够强大，到泰山封禅，必然会劳民伤财，是一种“崇虚名而受实害”的举动；又因为黄河两岸有几个州遭受水灾，唐太宗最终还是没有登泰山封禅。唐太宗曾经对臣下说：“商代的关龙逄因为尽忠规谏国君，却被商纣王处死，我常常为此而悲痛；隋炀帝骄暴灭亡，这是诸位亲眼所见。诸位应该常常为我考虑隋炀帝灭亡的原因，我也要常常为诸位考虑关龙逄的死因，那么我们君臣就能互相保护了!”为汲取历史上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他下令由宰相主持撰写了《晋书》、《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他还亲自为《晋书》撰写了四篇史论，开创了我国历史上官修史书的先例，由此可见唐太宗对历史这面镜子的高度重视。

在以人为镜方面，唐太宗经常向群臣征求意见，并虚心接受臣下对他的指责和批评。魏征经常不客气地当面指责他的错误，有时弄得他很难堪。有一次退朝后，他怒气冲冲地说：“我总有一天要杀掉这个乡巴佬!”皇后问他这个乡巴佬是谁，他回答说：“魏征常常在朝廷上侮辱我。”皇后听后就告退了，然后穿上朝服站立在庭中。唐太宗看到后，不禁吃惊地问她为什么要这身穿戴，皇后回答说：“我听说君主贤明，臣下才会直言不讳，现在魏征直言不讳，正说明您是贤明的君主。我怎么能不向您表示祝贺呢?”唐太宗听后不由得转怒为喜。因此，尽管魏征的直谏，常使唐太宗一时不快，但当他想起长治久安的大目标时，总是能接受魏征的正确建议和批评。贞观十二年(638年)，唐太宗的孙子降生，为表示庆祝，他在太子宫中宴请五品以上的官员，并对他们说：“自从我做皇帝以来，纠正我过失的功劳，应该归于魏征。”魏征去世后，唐太宗十分痛惜失去一面能使他知道过失的镜子。

贞观四年(630年)夏季，唐太宗征发徭役修建洛阳宫殿，以便于他到东方巡视时居住。给事中张玄素上书反对，他引用隋朝大兴土木，浪费钱财和人力的历史教训来提醒唐太宗，并责唐太宗修建洛阳宫殿的行为就是重蹈隋王朝灭亡的覆辙，比隋炀帝有过之而无不及。唐太宗看到他的上书后，问他：“你说我不如隋炀帝，那我不就成了夏桀、商纣式的暴君了吗?”张玄素回答：“如果陛下不停止这项工程，就与桀、纣没什么区别。”唐太宗听后不禁叹息说：“我考虑不周到，没想到后果会如此严重!”又对宰相房玄龄说：“我认为洛阳地处天下之中，各地来朝贡，远近差不多，营建洛阳宫的本意是便利老百姓。张玄索说得很有道理，请为我下诏停止这项工程。我以后如果到洛阳去，即使是露宿也没有关系。”为奖励张玄素直言进谏，特赏赐200匹彩缎给他。

有一次，唐太宗派太常少卿祖孝孙去教宫人演奏、歌唱，结果却令唐太宗很不满意，为此，祖孝孙受到唐太宗的严厉责备。温彦博、王珪进谏说：“祖孝孙是个文人雅士，陛下却派他去教宫人音乐，这种安排就不合适，结果不能令陛下满意，又要责备他，我们认为陛下的行为不对。”唐太宗听后不禁发了怒，说：“我把你们当成心腹，你们应该对我忠直。你们的言行是依附下官，欺骗我君主，要为祖孝孙开脱罪责!”温彦博连忙跪拜在地，请求饶恕。王珪不拜，反问唐太宗：“既然陛下以忠直要求我们，现在我们谈论的内容难道是私曲吗?这是你陛下有负于我们，而不是我们辜负你陛下!”唐太宗听后，只好沉默不语。第二天，唐太宗对房玄龄说：“自古以来，帝王纳谏实在是很困难。我昨天错误地责备温彦博、王珪，到现在还感到后悔。请诸位不要因此而不畅所欲言。”唐代的中枢决策机构是中书、门F两省，中书省负责起草皇帝的诏令，门下省负责审核、批驳。贞观二三年(629年)，唐太宗对中书、门下省的官员们说：“中书.门下，足国家的决策机卡句，我的诏令如不合适，你们都应该提出批评和建议。可现在你们都是顺从我的意见办，没有反对，如果中书、门下省的职责仅仅是发发文件，那么谁不能担任中书、门下省的官员呢?又何必要选择人才来担任呢?”从此以后，一切按规章办事，凡是军国大事，中书省的官员每人都要发表自己的意见，然后在文件上签名，这叫做“五花判事”，门下省的官员进行认真的审核、驳正、批准后备军，才正式以皇帝诏令的名义，交尚书省执行。

由于唐太宗能以人为鉴，虚心纳谏，并有相应的制度保证反对意见的发表，史称贞观年间“鲜有败事”。

唐太宗还十分注重选拔和任用人才。贞观元年(627年)，他命令宰相封德彝推举贤才，但过了很久封德彝并没有向他推荐任何人，他就责问封德彝，封德彝回答说：“并不是我不尽心尽力寻访贤才，实在是当今并没有奇才。”唐太宗听后，很不高兴地对封德彝说：“君子用人就如同使用器物和工具，应该各取所长，古代也有将天下治理得很好的时候，难道当时使用的人才，都是从别的时代借来的吗?你应该为你自己不了解人才而惭愧，怎么可以妄自否定这一代人呢?”封德彝被唐太宗的这一席话说得无地自容。贞观十一年(637年)，侍御史马周上书给唐太宗说：“百姓的治安，主要靠刺史、县令，如果选用得人，那么陛下就可以垂拱无为而治。可现在的情况却是只重视中央官吏的诠选而轻视对州、县官吏的选派，州的刺史多任用武将，或者是京官不胜任就让他们去担任地方官；边远地区，更加不重视用人。老百姓之所以不得安宁，这是主要原因。”唐太宗阅后，连连称好，对身边的侍臣说：“从今以后，我要亲自选派刺史、县令的人选，由中央五品以上的官员每人推举一人”。唐太宗把各地的都督、刺史的名字写在屏风上，将他们的成绩一一记录在名下，作为决定他们官职升降的依据。唐太宗精心选人才、使用人才。史宫称赞他“拔人物则不私于党，负志业则咸尽其才”。屈突通、尉迟敬德本是仇敌，马周、刘洎本与唐太宗关系疏远，但唐太宗能信任他们，使他们能充分展示自己的才华。像房玄龄能“孜孜奉国，知无不为”，魏征‘‘每以谏诤为心，耻君不及尧舜”，李靖“才兼文武，出将入相”，温彦博“敷奏洋明，出纳惟允”，戴胄“处繁理剧，众务必举”，王琏“激浊扬清，嫉恶好善”，都成为唐太宗左右的辅佐大臣，为“贞观之治”贡献了力量力而为。

唐太宗还十分重视执法公允，他强调“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要求群臣按法办事。有一次，唐太宗要将一犯法官吏处死，大理寺少卿戴胄却根据法律坚持只能判处流放，并说：“皇帝的口渝是凭一时的喜怒发出的，法律却是国法家布大信于天下的依据。”劝说唐太宗宁可自己收回成命，也不能改变法律，失信于天下。唐太宗听从了他，并称赞他说：“你能执法，我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

对于死刑的判决，唐太宗十分慎重，他规定：必须于判决前的一两天内，进行五次复审，判决的当天，进行三次复审。依法当处死刑，但于情可以原宥的案件，要呈报他自己最后裁决。贞观四年(630年)十二月，他亲自审问，释放了290个死刑犯，让他们回家，命令他们于第二年秋季主动投案，接受死刑，第二年秋季，这批死刑犯全部按期投案，唐太宗于是下令免除了他们的死罪。由于君臣的同心协力，唐太宗贞观年内，史称“天下无冤狱”。

唐太宗曾对臣下说：“人们都说天子至尊至贵，可以无所忌惮，为所欲为，我却不以为然。我是上畏皇天，下畏群臣，所以兢兢业业，还常常担心不合天意，不副人望。”他充分认识到创业艰难，守业更艰难，他曾说：“我每次临朝，每想说一句话，都要经过慎重地思考，就担心说错了会危害百姓。因此，我不敢多说。”作为一个帝王，他能居安思危，励精图治，知道人民的力量，能关心百姓的疾苦，善于选拔和任用人才，尽力做到执法公允，不文过饰非，一心要把国家治理好，诚属难能可贵。在他的精心治理下，史书记载：“天下大稔，流散者咸归乡里，斗米不过三四钱，终岁断判死刑才29人。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焉。”虽有溢美之辞，但也不会太违背历史的真实。

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唐太宗亲自撰写了一部《帝范》赐给太子，内容共有《君体》、《建亲》、《求贤》、《审官》、《纳谏》、《去谗》、《戒盈》、《崇俭》、《赏罚》、《务农》、《阅武》、《崇文》12篇，并且对太子说：“修身治国的要领，全部都在其中。你应当效法古代的圣明君主，我自己是不值得你效法的，因为我自从即位以来，做了不少错事。只是因为我也做了不少好事，功大过小，所以人民还没有恨我，国家的基业还没有衰败。你没有我的功绩，却继承了我的富贵，你只有竭尽全力做好事，才能保住国家的平安，如果骄惰奢纵，那就连身家性命也保不住。国家的治理获得成功很慢，败亡起来却会很快，君主的位置得来很难，失去却很容易。你可要爱惜，可要谨慎啊!”第二年五月，唐太宗就离开了人世，享年52岁。

唐太宗的《帝范》，既是留给他自己子孙的一份珍贵遗产，也是他自己治理国家经验的总结，也同样是留给中华民族的一份珍贵遗产。唐太宗作为古代帝王的典范，不仅受到了后代统治阶级的敬仰，而且也受到了后代普通民众的尊敬与歌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