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张氏可园收藏的天木山人的画作,请问天木山人是谁?鉴藏印：南皮张氏可园收藏庚壬两劫所余之一、第一品

清朝张氏可园收藏的天木山人的画作,请问天木山人是谁?鉴藏印：南皮张氏可园收藏庚壬两劫所余之一、第一品

詹敦仁子,五代时隐士。有文才,能诗。隐于凤山,号凤山山人。清源军节度使陈洪曾向朝廷举荐他,他固辞不就。詹 渊:...并坐诛。詹方桂:清安徽省休宁人,字天木。

中国与日本自古交往频繁,中国书画流传日本，由来已久。我在这篇文章里所要讲的，不是中国书画的东渐，而是日本书画的西流。
早在宋徽宗时编纂的《宣和画谱》里，就提到宫中藏有日本国画三幅：海山风景图一、风俗图二。并提到：日本国画不知作者姓名，所画为该国风俗、山川小景。设色甚重，多用金碧。推想其真实景致，不可能如此色泽，当是故意彩绘灿烂，以取美观。
元夏文彦《图绘宝鉴》也提到：日本国,古倭奴国也，有画不知作者姓名。殊方异域，而能留意绘事，亦是值得赞赏的。至今倭僧多能作墨画观音佛像。
元天台谢奕修养浩斋藏画，有日本《大荒西经图》，曾经宋徽宗题识，盖有乾卦印。
明《天水冰山录》记严嵩抄家书画中，有日本国《唐王赏春图》一轴。
清初多达100卷的《佩文斋书画谱》，最后一行为：海国女主卑弥呼遗艳卷，着色，画人物特大，日本人所画。注明摘自明汪玉《珊瑚网》。
清彭蕴灿《历代画史汇传》载：发僧，明永乐时日本国人，尝绘紫金十六王子像，笔法不让龙眠（不亚于李公麟）。
彭蕴灿还在《耕砚田斋笔记》中载：天木山人，日本国人，善画。其国画者，向多用重色渲染，深浅法类西洋。……天木山人所画，也颇类中国。
20世纪初，吴兴人金城，不仅在北京筹设古物陈列所，创办中国画学研究会，还筹设中日绘画联合展览会。1920年在北京举行联展；1921年在日本东京举行联展；1924年在北京、上海两地举行联展；1926年在日本东京、大阪举行联展，盛况空前。金城与周肇祥、陈师曾等画家赴日联展，大受日本画界欢迎。惜金城归国后患病，即卒于上海。
中日绘画联合展览会的详细情况不甚了解，但参与大会的王修曾有纪事：甲子（1924年）三月，中日绘画联合会举行展览于故都（北京）社稷坛。吾国与会者如徐世昌、吴昌硕、三多、金绍城（即金城）、贡桑诺尔布、顾麟士、颜世清、吴观岱、萧、齐璜（白石）、贺良朴、萧俊贤、凌文渊、张、胡佩衡、余绍宋、姚华、王云（梦白）、徐操、方洛、郑岳、孙诵昭、庄曜孚、陈年（半丁）诸人。……扶桑画伯（日本画家）挟画西来，则有（原文无标点，为免点错人名，仍照旧录）菊泽武江矢津弦月渡边晨亩水田砚山水田竹圃汤田玉水平福百穗高须芝山首胜白阳高濑五亩荒木十亩小室翠云中村岳陵胜田蕉琴飞藤敬美太田天洋辈百十余人。
王修说：日本画家渡边晨亩的《孔雀》，被人以千金购去。他最喜欢的不是《孔雀》，而是矶田长秋的《更夜图》，深夜、长街，灯光外映，景物逼真。“最奇者迄今不能晓其设色于窗究以何物也？”以价昂未能得，仅以百金购得伊藤春之《晚秋》而归。

可见，日本书画的流入中国，自古而然。前些年，有位专家说：日本书画之现存中国者，约四五千件。我不是专家，只会瞎估计，我会说：“得再加个零！”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解放初期我在杭州市场上看到的日本书画，实在多得不得了。最多的是一种炕屏大小的单幅仕女画，造型多为粉脸、大发髻、和服、执纸扇，状似歌舞伎。其他人物、花鸟、走兽、山水都有。杭州一地如此，推想全国，不是该加零了吗！日本书画为什么会这样多？揆其来源，大致有：1.中国旅日人士带回国的。2.旅华日侨带入中国。3.通过书画联展渠道流入中国。4.1931年“九一八”事变、1937年“七七”事变，侵华日寇及其随从人员、家属，在长达十余年的岁月中带入中国。
我收藏书画只是随缘收购。看到喜欢的、价格便宜的便买下来。解放初期的日本书画，实在便宜得很，因而在我的藏品中至今尚有5件。分别介绍如下：
　　
明玉画人物
　　
明玉绢本《人物》画（图1），作一老者背负二小孩拄杖行走之像。此图不知何名？也不知日本传统文学中是否能得恰当命名？

老者造型似弥勒佛。面孔团团，耳垂于肩，寿眉倒挂，笑容可掬，穿灰黑袍，袒胸腹，扎青带，着白裤。秃顶，体胖，赤足，背负小孩伛偻而行。所负童子约二三岁，一睡一醒，相映成趣。
明玉的这幅人物画，充分发挥了线的表现力，恰到好处地表达出老人、儿童、袍服、木杖等不同的质感、量感和动感。
人物的毛发画得十分谨细，而袍服纯用粗笔。跌宕对比的笔法技巧非有深厚的功底，是难以办到的。

右下角署草书“明玉笔”三字，盖圆形阳文“明玉”章。
　　
容山画松鹤图轴
　　
容山画绢本《松鹤图》（图2），作一松干自左向右，一分为二，二分为五；二鹤立于松干，一凭高而望远，一缩颈而俯视。松针三丛，左一，右二，布置得当。有红日升于天际。
传统松鹤图，或名为“松鹤长青”,寓长寿意。这幅画该怎么叫呢？我买此图时，店主人叫它“海屋添筹”。苏东坡《志林》载：三老人互问年龄，一人说：海水变桑田时，吾下一筹（计数竹签）。现吾筹已满十屋。后世遂以“海屋添筹”为贺寿祝词。传统的《海屋添筹》图，多画鹤立海边石崖上。但不知在日本对此图作何解？
此图于中国传统画法或多不同。如松树点苔，中国画多用浓墨作点，或再在浓墨上加石青、松针或偶加松果，但不画松花。此图以石青加白点作苔，并以藤黄点松花颇盛，为东瀛特色。
图左空白处署名“容山”，钤“容山”随形章。
　　
万水画花鸟
　　
万水画绢本花鸟（图3），作白玉兰一株，自下斜出，数花始放，余多蓓蕾。花后坡石，露出月季竹丛。白玉兰顶，有一只翠鸟飞向螳螂；螳螂舞动前爪，似欲搏斗，为此画点睛之笔。
此图结构清新，但画技略逊，特别是白玉兰的梗、枝，缺乏力度。是我姑妈于抗战胜利后游台湾带回来的。
图右下角石崖上署“万水”二字，盖方形阳文“万水”章。
　　
揶阴钝佛行书轴
　　
揶阴钝佛行书“无一道”四大字（图4），写得很好！
“”是“碍”字的别体。“无碍”，佛教语，意为通达自在，没有障碍。南朝梁简文帝《大法颂》：“我有无碍，共向圆常。”“无碍”也通“无遮”。“无遮”指宽容一切，解脱诸恶，不分贵贱、僧俗、智愚、善恶，一律平等看待。佛教举办以布施为主的法会即称“无遮大会”。“一道”，一条道路，引申为一种道理、一种信仰、一种宗教，犹称“不二法门”。《大法颂》中的“我有无碍，共向圆常”，“圆常”意为“破除偏执，归于常道”。故“无一道”可理解为：没有障碍、牵挂，归一于宏博的佛教之道。
　　落款为“八十二老衲揶阴钝佛”，下钤一阴文方章“了谛之印”、一阳文方章“揶阴钝佛”。右上角复有一闲文长方章“以一日为一生”。“八十二老衲”似为82岁的老和尚，“了谛”是法号,“揶阴钝佛”是名号。“揶”，当作挪动解；“阴”，指光阴。光阴一分一秒地过去，怎么能挪动呢？当然，“揶阴”的目的是想把光阴拉长，一直拉到“以一日为一生”。他自知办不到，故自嘲为愚“钝”的“佛”僧。
其实“钝佛”的书法造诣，实在令人钦佩！厚重、遒劲、舒展、顾盼，莫不有之。从颜、柳出发，得苏、米涵，境界甚高。82岁的老人，书法毫无衰颓之象，实属难能。“无一道”四字直写，收拾稍有不到，即会出现猗侧、失衡等毛病。此老先把“无”字写得四平八稳，“”“一”二字略斜向左，“道”中“首”字及末笔一捺，力挽狂澜，使四字稳如铁铸。

此老用绢、用印、用印泥，都很讲究。绢质比一般画绢厚实，有似板绫，但又无板绫的腻滑之感。印章布局取势，无懈可击，刀法亦佳。特别是印泥，不但至今色泽鲜艳，且似凸出绢面，乍看似用红丝线绣成，令人称叹。
植绒花鸟
植绒花鸟画一幅（图5），长124厘米，宽31.5厘米。画面作崖石对峙，涓涓细流，曲折而出，缀以兰花多丛。石后有牡丹，一盛开，一始放，鸟雀两只，飞过花上。细看此图，会发现崖石、曲涧与牡丹、鸟雀的比例失调，花鸟画得太大，显得前后倒置。但全图淡雅幽静，引人入胜。鸟之飞、水之流，静中见动，充满生机。
我原疑此图是丝织品，但丝织品底部都是平面，而此图底部却是横条纹，很密，1厘米有11条。除了底面，凡是有鸟、花、叶的地方，都呈绒状。较黑的岩石，也呈绒状。绒是植上去的，我从花瓣边缘略有脱落处，发现了色泽较新的横条纹底板。我不晓得植绒的技术始于何时，我于解放初期购进此图时，纸裱的边缘已十分陈旧，至少有二三十年了。画后有一行题字，作“织绒花卉框心”。可能原先的藏家并未装过镜框，四角满是揿图画钉留下的小孔，且有部分扯破。
　　
凡属黑白丝织品，正面黑色的地方，背面必成白色。我从此图背面裱纸破损处细看，根本没有黑白之分，而是同一种颜色。进而细看正面,黑色不是织出来而是印出来的。只不过底板横纹有棱，印时出现细微的锯齿状弯曲，其效果恰如织出来的。既然图纹不是织的，那么底板是不是丝的呢？摸摸画面，手感比丝织品硬实，于破损处拉出一丝来与丝织品丝比较，前者碰到火马上烧光，后者卷曲成灰烬。原来，底板并非丝织而是棉织品。
我认为此画的工艺是：棉织横纹布料，加印黑色画面，部分画面植绒，加彩色。加彩色也是印上去的。
开头，我以为此图堪与杭州的都锦生丝织画相伯仲；后来我觉得此图工艺流程要比都锦生丝织画简单得多，艺术效果也逊一筹。不过，此图制作巧妙，如果出现在目前，还是会受人喜欢的。
为了弄清日本书画作者的历史，我曾多次请教老一辈鉴藏家、画史专家，都得不到满意的答复。承蒙史树青先生告知：了谛即明昌了谛，日本近世著名佛学家、哲学家。大正时期京都文科大学毕业，专攻印度哲学，后任京都文科大学教授。著《西域之佛教》，有贺昌群中译本，1959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看来，了谛不是出家和尚，只是个佛教居士。
我曾写信给日本在华机构，讯问画家情况，结果未见复信。
由于地域、历史、人文的差异，日本书画有其较为独特的风格。老一辈鉴藏家认为，日本画以鸟兽为最好。
王修纪事中提到，1924年日本百余画家携来作品中，山水画特别少，只有2幅。日本山水画的确少见，解放初，杭州著名书画家余任天先生在平海街开了家旧书店，兼卖书画。有一次，他给我看一幅日本山水画，问我：“你觉得日本山水画的特点是什么？”我为人木讷，一时回答不出，余先生便道：“空灵。”
日本山水画可能滥觞于中国南宋时的“禅画”。南宋时，崇尚“院画”，而和尚若芬、法常等人，与世无争，不流时俗，以笔墨写胸中山川，抒禅悦情怀。他们的作品传入日本后，被尊为“国宝”。
由于中国人不了解日本书画家的小史、评价，以致得不到较好的庋藏和较为中肯的评估。各地拍卖市场也不见日本书画。然而，中国人收藏日本书画，是个客观存在，值得重视。如能找到中文本便于查考的日本书画家小史，是最好不过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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