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远的金矿分布在哪些山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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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是最早发现和使用的金属之一。早在新石器时代(约1万年～4000年前)人类已识别了黄金。中国至迟在商代中期(公元前14～13世纪)已掌握了制造金器的技能，在河南安阳等地出土的殷商文物中即有金箔。《周礼·地官》中说：卝(音矿)人掌金玉锡之地。这是古代文献关于矿冶的最早记载，说明当时已特设专职官员掌管官营矿冶了。相传战国时期随着商业的发达，黄金成为通行的货币，加上封建统治阶级的奢侈生活装饰的需要，对黄金的需要随之增大。春秋时期托名齐相管仲作的《管子·地数》篇中说门“上有丹砂，下有黄金；上有磁石，下有铜。”说明春秋时期已有采金知识。
　　招远属齐地，县境北部东西迤逦30余公里就有1000多古坑洞，西北有淘金河。玲珑等矿地表层的富矿脉有些苗露山脊。早年发现，经过地形变动，只能侧身进出的古坑洞中有灼烧残迹及木碳、木把铁凿、木锤及泥碗、黑陶碗等遗物。据此考证，说明招远掘坑采金的历史比较悠久。《史记》载，泰始皇统一中国后，进行币值改革，把黄金作为上币，下币为铜钱。但究竟起于何时，已难确考。最早见于史籍正式记载的为《隋书·辛公义列传》：牟州（公元596～605年）刺史辛公义“山出黄金，获之以献”。唐代民营坑治有所发展。群众对砂金进行了大规模开采。为了加强对黄金生产的管理，各地都设立了专门的管理机构，把陕西安康定为贡金之所。据《旧唐书·职官志》记载：“凡天下出铜者州府。听人私采，官收其税”，矿冶出现了空前繁荣，诗人刘禹锡曾写有：“日照澄洲江雾开，淘金女伴满江隈”的诗句，生动地描绘了当时民间采金业的兴盛情景。

招远黄金生产起源

　　史有记载的是从来朝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宋真宗派大臣潘美来督办玲珑金矿田。《宋史·食货志》载： “天圣中(公元1023～1031年)登莱采金岁益数千两”。 《宋史·胡宿列传》：庆历六年(公元1046年)河北京东地震，登莱尤甚……宿乃上疏曰：“今二州置金坑，多聚民凿山谷，阳气耗泄，故阴乘而动”。宋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宋神宗派人在玲珑开矿。这些记载说明，北宋时期，登莱一带，采金已极兴盛，招远富矿脉多，当更甚。又据《宋史》记载：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金矿分布于25个州，产金1万余两，其中登莱两州合计9 500两，相当于全国总产量89％。当时开采组织情况，从宋及以后各代历史记载来看，大致有官置场监(官办)和“由民承买”(民办，实际上是由大包头向政府承买下来，称主者，再分户包采)，或置淘金户，设税监收税金等几种方式。不是淘金户虽是矿地人民，不纳金税，私自淘金者，称为偷盗，是犯法的。
　　元初，《元史·世祖本记》载：至元五年(公元1268年)，“令益都漏籍户四千，淘金登州栖霞县，每户岁输金四钱。”金的最高年产量在3万两左右。比宋代产金极盛的皇佑年间高出一倍。明代神宗时，曾派大批太监到各处督开金矿。派到山东来的太监是陈增，其人曾到登州。招远开采金矿也一时极盛。全国黄金岁课最高的为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3年)，总收入量5 000余两，仅相当于元代最高收入量的1/6。《明史·宦官列传》：“陈增，神宗朝矿税太监也。其遣官自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始。其后言矿者争走阙下，帝即命中官与其人偕往，天下在在有之。而增奉敕开采山东。通都大邑皆有税监。二十四年，增始至山东，即劾福山知县韦国贤，帝为逮问削职；益都知县吴增尧抗增被谄几死”。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熹宗又派太监魏忠贤(少无赖，喜赌博，恨而自阉。万历时入宫，勾结熹宗乳母客氏专权乱政，谄媚者呼九千岁。思宗立，贬于凤阳，道死，诏磔尸。)来玲珑督采黄金。《县志，艺文》载清毛贽咏《金华山》七古诗：，“明季金穴千百处，樵夫持斧斫秦松”，句下注云： “神宗时如此开采”。句意正是慨叹当时金矿开采之盛地。(诗句全文见附录金华山)。但由于明朝封建统治者的腐朽，虽借政治力量盛极一时，在招远开采金矿的事业，并未能巩固发展，第二年即垮台了。

【民国】辛亥革命后黄金企业经营形式仍然有三种(官办、官商合办、民营)，官办的企业由省财政厅设置金矿局经营，管理金矿。金矿局的体制和编制一般是：设局长1人，委员数人，雇员数人，矿兵数十人，淘金工人数百人至数万人。早期采用设分驻所，派人在金矿监工，后来改为官办“大溜”(淘金生产单位)的办法，金溜每月将淘采所得金的二成用于交税(称为官留税金)，然后扣回矿局垫付费用款(称为“官留货制”)，余下部份工人再分配。 　　官商合办的金矿，以股份有限公司形式组织生产，即资本采用集资的办法，按股份数目加入。具体提成方法是，首先扣出“收金盈利税”，这部份是交官的，然后再征矿工税。当时一般收缴矿工税每月1.2钱，剩余盈利才按股份提出。 　　从北洋军阀政府时开始允许私人集资开矿(民营金矿)，但要按《矿业条令》(1914年颁发)请领矿权。如欲勘探、开采某金矿，首先要向省实业厅所辖矿务监督署呈送商号保单和矿图(指拟试采区域的地理位置，矿区面积等)，然后申请报领探矿执照，最后经财政厅呈奉农业部核准后发给执照，申请者持开矿执照方可开矿。中外合资企业也须按上述程序申报办理。 　　允许外商插手开矿，名为合办，实为经济渗透吸收中国游资提供了新的侵略权力。1900～1937年“七·七事变”，李家恺与曲运鸿等和外商多次签定合办合同与契约。1900年李家恺与德商经营的荣华洋行签订了“合办经营契约”。1912年李与美国芝罘(烟台)“马高洋行”签订出售玲珑山矿石契约，同年8月输出矿石180吨，后因矿石品位下降而告终。1924年(民国十三年)5月，李家恺与日本资本家中山辰次郎签定了“暂时买卖矿石契约”，从5月开始，营业大振，建日处理15吨的冶炼厂；同时，中山又取得了其他5名日本资本家10万日元的投资，组成了对玲珑金矿投资的组合组织—“中山矿业公司”。但因日投资者发生内讧，该矿经营陷入困境，后经日本驻青岛领事馆官员的调停，并取得了日本资本家山本唯三郎30万元的投资，于1925年(民国十四年)5月将中山矿业公司改组为“招远矿业株式会社”，随后会社又与矿主李家恺将前订之契约改为“暂时买卖矿石契约”和“矿师聘请契约”。当时中国政情不稳，日投资者多犹豫不前，所以招远矿业株式会社成为一个只挂虚名，实无资金的会社，连矿主的报酬金都不能支付。这时美国马高洋行的经理马高与李家恺秘议由美国出资、中美合办计划。这一情况被招远矿业株式会社的代表马场惟明了解后，立即报告满铁(即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是日本驻我国东北经济侵略的大本营，详见附录：满铁立案调查资料)，满铁认为，玲珑金矿资源丰厚，如丢掉在该矿权力，实属可惜，它通过多方周旋，使李家恺断绝了与美商的关系，并答应在6个月内出资9万元。后因满铁兴业部长更换，投资未能实现，此时李家恺拒绝了美商，又面临日本资本家失信，深感失望，于1931年3月16日发出通告，解除前订所有契约，不久死去。 　　李家恺死后，矿权由其子李宜明(字公亮)继承。1934年12月取得了山东省建设厅的采矿执照，1935年，集股40万元组成了“招远玲珑股份有限公司”，虽然添置了部份机器，生产仍以土法为主。为便于管理，实行了“投标包采制”，将矿洞定期包给出价最高的矿商，由他们按矿方的规定组织开采，矿内雇用了一批监督员，这种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生产。1935年该公司产金1200两，占全省年产黄金量80％。 　　1936年5月由招远矿业株式会社社长利光鹤松，副社长津末良介，联合鬼怒川水利电气株式会社副社长利光学一、京都电铁株式会社副社长池边稻生与矿方达成协议，由中方(代表曲运鸿)投资75万元、日方出资65万元，将“招远玲珑金矿股份有限公司”的资本扩充到140万元，从五月开始购买土地，废除土法，建设日处理矿石150吨选厂，采矿用凿岩机，运输用汽油机车，选矿用颚式破碎机及圆锥粉碎机粉碎矿石。冶炼厂、发电厂设于龙口，全部工程于1937年8月末竣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