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的"尚同"是"公平、和谐"吗?

墨子的"尚同"是"公平、和谐"吗?

我以为，这样的文章在当下是饶有意味的。　　　　近些年来，一波又一波的读经热、国学热，真可谓是不亦“热”乎，有时热得简直可笑、滑稽，弄成了种种表演秀。至于读什么经，何为国学，在有些人看来，很简单，孔子儒学独家通吃。譬如，那位以奉行“政治儒学”为己任的蒋庆先生编过一部《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读本》，选入的二十种经典就统统是儒学经籍。在蒋庆们眼里，所谓“中华文化经典”，除了儒学一家，再没有别的了。这当然要受到质疑，而蒋庆们则振振有词：别家别派的学说跟儒家学说根本不在一个平台上。因此他们就有充分理由“驱逐诸家，唯儒独大”。在二十一世纪的今日，他们是决意要把刘彻、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进行到底了。当然，不只是蒋庆等辈几个人，在此热彼热中推波助澜的大有人在，所以能搞出如此空前之大的声势来。其结果是让不少人（尤其是年轻人）懵懵然以为，孔子是唯一值得尊崇的圣人，儒家经籍是中华文化经典的全部。　　　　而《黑色的光亮》却告诉人们：不，还有一位“黑衣壮士”很值得我们去恭敬地靠近，他就是墨子。墨子，或更准确地说，以墨子为首的墨家，确实有其独异的光亮，这光亮比诸孔子及其儒家毫不黯然失色，而且有些光亮还是后者所缺乏或者是不及的，比如“兼爱”（无差等的博爱）的光亮，比如科学的光亮，比如逻辑学的光亮等等。　　　　在当下言说墨子和墨家学说，并不是徒劳无益的。这至少能让一些人（尤其是年轻人）晓得，在中华浩博的古代文明中，孔子和儒学并不是全部，而只不过是先秦诸子百家中的一家（作为“显学”，当然是很重要的一家)；其中就还有人格高尚的伟大哲人墨子，有兼具崇高道义和科学智慧的墨学经典。如果是学院的学者来讲说这些，人们的关注度恐怕有限。而秋雨先生在读者大众中享有盛名，对墨子的言说当然能够吸引更多人，从而让人们恍然知晓：噢，我们还曾经有这么了不起的伟大哲人呵！进而使人们对中华传统文化有全面而非狭隘、真实而非虚假的认知。——能有这样的效应，就可以说很不错了。　　我想，就是那简单的八个字吧——　　兼爱，非攻，尚贤，尚同。　　“兼爱”、“非攻”我已经在上文作过解释，“尚贤”、“尚同”还没有，但这四个字在字面上已经表明了它们的基本含义：崇尚贤者，一同天下。所谓一同天下，也就是以真正的公平来构筑一个不讲等级的和谐世界。　　　　我希望，人们在概括中华文明的传统精华时，不要遗落了这八个字。　　　　仅从“字面上”来如此解释“尚同”，并不符合墨子“尚同”之说的原意。在《墨子》一书中，《尚同》有上、中、下三篇，字句有异，而大旨无殊。清末的俞樾说，墨子死后，墨者分为相里、相夫、邓陵三家，“三家相传之本不同，后人合以成书，故一篇而有三乎？”这个说法是有点道理的。读“大旨无殊”的三篇《尚同》，我们就能明白无误地肯定：墨子的“尚同”本旨，其实不是秋雨先生所解说的“一同天下，也就是以真正的公平来构筑一个不讲等级的和谐世界”。——尽管如此解说的用意非常美好。　　　　墨子的“尚同”，质言之，就是：立政长以“一同天下之义”。政长是依自上到下之序先后而立：最先是立天子，然后立三公、立诸侯、立将军大夫（或卿之宰）、立乡长、立里长。哪里是“不讲等级”，等级很分明哩。立这些等级正是为了“一同天下之义”。如何才能做到“同”呢？规定得很明白，就是“上之所是，必皆是之；上之所非，必皆非之”。小老百姓必须听从里长的，以里长的是非为是非；然后里长再告谕百姓，要跟他一样必须以乡长的是非为是非……这样一级一级地“唯上”，直至“天子唯能壹同天下之义”，而天子则能“上同于天”即通达天意。达到了这样的“尚同”，于是天子“治天下之国若治一家，使天下之民若使一夫”。——治理天下的诸侯各国就像治理一个家，役使天下的老百姓就像役使一个人（那么容易）了。　　　　当然，一个社会不能没有一些共同遵守的公理，不能没有一些共同服从的法规，也不能没有一定的权威，否则的话，这个社会就会发生混乱乃至解体。问题是墨子的“尚同”之说把是非的取舍只限定于“唯上”，而排斥了在下者（主要是广大的庶民）表达、诉求的权利。——这一点显然跟墨子自谓的“贱人之道”相冲突。是非皆唯上的“尚同”之说，是以各级的“上”（政长）都是贤者仁人为逻辑前提的，但事实上这难以完全做到。如果哪个政长不贤、不仁或昏庸无知，是否也必须以其是非为是非呢？即便政长是贤者仁人，也未必能绝对保证其把握是非总是恰当、正确。虽然其中有“上有过则规谏之”一语，但在唯上是从的刚性规束之下，规谏的作用恐怕就极其有限，而小老百姓更无从获得规谏的正当渠道和权利。墨子说：“唯以其能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这跟孔子所说的“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倒是很一致。　　墨子还认为，刑政就是用以对付“人有异义”的。他说：“古者圣王为五刑以治其民。譬若丝缕之有纪，罔罟之有网，所连收天下之百姓不尚同其上者。”谁要是敢于不“尚同其上”（唯上是从），就拿刑法来收拾他。这真有点权力意志的味道。不过，在春秋战国时期，以刑法治“人有异义”的圣王之政很难实行，至少当时的士人就没有仅仅因为发表异见而遭刑治的恐惧。也因此，在东方华夏大地上涌现出了无数各陈异义的智者哲人，那是古代中国空前绝后的“思想多产期”，是与古希腊时代交相辉映的百家争鸣、群星灿烂的黄金时代。而墨子却认为，那是一个因“尚同”之义不行而“飘风苦雨”的时代。但吊诡的是，恰恰就是那个“处士横议”、异说纷呈的不“尚同”的时代，成就了墨子和他的墨学，并成为“言盈天下”的显学。对于当时在“上”的诸侯权势者而言，墨子其实是一个“异见者”呵。　　　　随着中央集权专制独裁的秦帝国的建立，“百家争鸣”的好时代从此就一去不复返了。秦始皇倒是实际上施行了“一同天下之义”——严令天下黔首（老百姓）“以吏为师”，谨从吏的训诫，唯唯不得有违。从乡、县到郡的各级吏们则皆“上同”于始皇帝。查禁、收缴、焚毁诸子百家的著作，用严酷的刑法来对付那些“惑乱黔首”的士人；凡是偶语《诗》、《书》的，都要被处死且陈尸街市；胆敢以古非今的，更要遭致灭族之灾。真是“同”得极其彻底呵！可结果又如何呢？曾傲然宣称“至于万世，传之无穷”的秦帝国，仅存在了十余年就一朝覆灭了。　　西汉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被汉武帝刘彻钦定，从此儒家思想成为历代专制统治者的官方意识形态。此后的两千余年，虽然迭经改朝换代，而儒家思想的独尊地位则几无撼动，其作为思想文化专制的功用几无削弱，这真可以说是成功实现了“一同天下之义”——对于天下的士人尤其是如此。凡是不“同”于圣儒的人，都会付出代价，甚至是惨重的代价，比如魏晋时遭杀害的嵇康，其罪名中有一条就是“非汤武而薄周孔”。儒学如此获尊宠，荣为“一同天下之义”，这肯定不是墨子当初想要的。王元化先生说：“从先秦以来，尚同贵公的思想就占据着主导地位。”墨家、儒家和法家尤其力主“尚同”，所差异者就是唯愿自家的学说主张成为“尚同”之义。毫无疑问，墨子倡言“尚同”，也是想让墨家的学说成为“一同天下之义”，但他的希望终竟落空了。汉代之后的帝王大抵奉行“儒表法里”的治政之术，所以可以这么说，法家其实也部分实现了成为“尚同”之义的目标。　　　　王元化先生曾从共性和个性的哲学范畴，对墨子的“尚同”作过评析，他说：　　　　“墨子尚同，虽也主张兼爱，但他认为天子总天下之义，只有天子尚同于天，而在下者须皆同于上。上之所是，必皆是之；上之所非，必皆非之。这也同样是用共性来消融个性。……　　“我国文化传统观念侧重于共性对个性的规范和制约，而忽视个性，以社会道德来排斥自我，形成了一套固定的思想模式和伦理道德规范，从而使个体失去了它的主体性。但是，真正活的创造力是存在于组成群体的个体之中。没有个体的主体性就没有创造力，正如没有个人的自由发展就没有人类的自由发展一样。用群体来抹杀构成群体的个体，那只是抽象的群体，这种抽象的群体和抽象的理念没有什么两样。否定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需求、人的自由和解放，不仅是和否定人性联在一起，也是和否定个人、否定自我联在一起的。实际上，压抑个性、扼杀个性的结果，就会使健康的合理的个人意识被邪恶的个人贪婪所取代。因为个人的自我是不能被消灭的。……在一定情况下，没有个性对共性突破，就没有发展和进化。”　　（引自《清园论学集·简论尚同》）　　　　王元化先生的这些分析鞭辟入里，触到了“尚同”的要害之处。其实，梁启超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一书中，也已经指出过：“墨家以社会吞灭个性”，“其意欲使人人各撤去自身的立脚点，同归依于一超越的最高主宰（天）。”　　　　如上所述，对墨子“尚同”之说的本旨，我们该有确切而深刻的认知了。它并非如秋雨先生所解读的“一同天下”——“以真正的公平来构筑一个不讲等级的和谐世界”。“尚同”之说在墨家学说中固然重要，它或许也曾经有其存在的某种合理性，但它的局限性和消极意义也是显而易见。对于我们现代社会的公民，这种“上之所是，必皆是之；上之所非，必皆非之”的“尚同”之说更是扞格不入。　　　　墨子作为人格高尚的伟大哲人，犹如“高山仰止”，令人敬仰不已；墨家学说中的真正的道义精华，也值得我们倍加珍视，而且合理地传承、弘扬。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秋雨先生把墨子的“尚同”之说当作“中华文明的传统精华”来褒扬，还形象化地说要把它作为“精神粮食”之一扛到肩上，似不甚恰当。窃以为：还不如把它当作一种传统的“精神桎梏”，放回到老祖宗的库房里更合适一些。——不知秋雨先生以为然否？